李嘉诚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给美企，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其回应称：出售资产是为了回笼公司资金，自己一分钱也拿不到，喷子们不懂经济知识。他还表示，自己在大陆并没有得到什么政策优惠，其子更是称有人要做空李氏家族。然而，
霍启刚对巴拿马运河事件的态度和行动主要体现在他反对李嘉诚出售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决定，认为这一行为损害了国家的长远利益。霍启刚强调国家利益永远高于家族账本，任何商业行为都不应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
纵观两大家族的历史轨迹，李氏家族的面目早已显山露水。下面，刚哥将从历史渊源、产业布局、社会贡献三个维度，剖析两大家族在国家认同层面的本质区别。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对华实施全面禁运，霍英东组建的有荣船队成为突破封锁的生命线。
据《霍英东自述》记载，其船队从香港运送黑铁皮（军用物资）至澳门，再经关闸转运内地。1951年5月，霍氏货轮黑猫号在珠江口遭英国军舰拦截，船员将300吨汽油桶沉入海底躲避搜查，三天后打捞交货。
这场海上游击战持续三年，霍英东累计运输药品、橡胶、轮胎等战略物资超100万吨，占内地进口量的40%。其行动直接支持了志愿军前线作战，霍英东晚年坦言：当时每船货物都贴着‘小心美蒋特务’的标签。
这种付出并非没有代价。1955年港英政府以走私军火为由起诉霍英东，虽因证据不足撤诉，但其护照被吊销长达28年，直至1984年才恢复自由出境权。
而霍英东在内地最困难时期（1960年代）仍秘密捐赠药品，1971年向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代表团捐赠50万美元，这些细节在《霍英东基金会档案》中均有确凿记录。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长江厂创始人庄静庵（李嘉诚舅父）将工厂设备迁至香港，这种南撤决策影响深远。
1958年长江实业成立时，正值内地大跃进导致经济动荡，李嘉诚专注收购香港北角皇冠车行大厦，而非参与内地建设。1972年霍英东投资1亿元建设中山温泉宾馆时，李嘉诚正忙于收购香港希尔顿酒店地块。
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1978年。当霍英东率先响应改革开放，投资1350万美元建设中国首家合资酒店——广州白天鹅宾馆时，李嘉诚却在同年收购了香港青洲英泥公司，布局建材垄断。
直到1993年，当霍英东的南沙开发已进入第9年，李嘉诚才通过与北京市政府合作东方广场项目正式进军内地地产，此时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获国际承认，政策风险大幅降低。
霍英东的南沙开发堪称商业报国的教科书案例。1984年他提出珠江口金三角构想，自费2亿元修建虎门大桥轮渡，使广州到南沙车程从4小时缩短至70分钟。
1992年国务院批准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后，霍氏累计投入60亿港元建设南沙客运港、南沙资讯科技园等基础设施。其中2003年建成的南沙新客运港，设计年吞吐量150万人次，直接推动粤港澳半小时生活圈形成。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体育产业布局。1984年霍英东出资1亿港元设立中国体育基金会，资助许海峰、李宁等奥运选手。2008年北京奥运会，霍家捐赠2亿港元建设水立方，其子霍震霆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协助中国申奥团队拿下51张关键选票。
这些投入并非单纯商业行为：霍英东曾对媒体表示，通过体育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比赚十个亿更有价值。
2005年其以32亿元收购上海世纪商贸广场，2016年以200亿元转手，11年增值6.25倍；2013年以26亿元出售广州西城都荟，回报率高达160%。据《财经》杂志统计，2013-2022年间，长实系在内地抛售资产超20项，套现逾2500亿元，其中包括：
2014年以72亿元出售北京盈科中心；2016年以230亿元出售陆家嘴世纪汇广场；2022年以35亿元抛售成都南城都汇。
与此同时，其在欧美收购民生基础设施的动作引发争议：2010年58亿英镑收购英国电网公司（UK Power Networks）、2015年102亿欧元收购西班牙电信基站、2019年27亿英镑收购英国酿酒集团Greene King。
这种东退西进的战略被《经济学人》称为商业候鸟，与霍氏扎根国家战略的布局形成鲜明对比。
此次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事件更具标志性。巴拿马运河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全球航运咽喉，承担着全球6%海运贸易量，其中中国航线%。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占据运河两端核心位置，控制着1.8万标箱级超大型集装箱船的专属泊位。
美资财团接手后，可能通过优先靠泊权、附加费调整等手段，直接影响中远海运、招商轮船等中国航运企业的运营效率。2025年中美科技竞争白热化背景下，这种关键基础设施控制权转移，将为美国实施航运精准制裁提供抓手。
1984年霍英东推动成立中国首家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以此打开国际体育交流窗口；2004年其孙霍启刚创立中国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推动武术、龙舟等传统体育项目申遗。
这种将商业资源转化为国家软实力的做法，在霍家第三代身上得到延续：霍启刚2023年提出的大湾区体育产业带规划，拟投资50亿港元建设智能体育馆、电竞基地等新型设施。
2014年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捐赠1.2亿美元建设李嘉诚生物医学中心
例如汕头大学虽接受李嘉诚基金会80亿港元捐赠，但校区建设用地由其旗下公司低价获得。这种功利性捐赠，与霍氏家族南沙开发前十年零回报的长期投入形成强烈反差。
李嘉诚的巴拿马港口交易暴露其战略短视。该码头拥有唯一能停靠1.8万标箱级集装箱船的泊位，其经营权易主后，中远海运旗下中美洲快线被迫调整航线。
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2023年第三季度该航线%，导致长三角出口企业平均库存周期延长1.8天。这种将短期套利置于国家产业链安全之上的行为，与霍英东1950年代冒死运送战略物资形成历史性反差。
霍启刚的港口争夺方案体现了战略前瞻性：其联合中交建提出的5G+区块链智能码头计划，可实现集装箱自动调度效率提升40%；与宁德时代合作的氢能拖车项目，可使港口碳排放减少70%。这些技术创新与双碳目标深度契合，相比李嘉诚1990年代建设的盐田港（至今仍依赖柴油动力），展现出代际差异。
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损失9艘货轮仍坚持运输，李嘉诚在1997年金融危机时要求香港政府补偿地价差额；霍启刚在疫情期间组织粤港澳青年抗疫联盟，李泽钜在2020年出售上海高·尚领域套现70亿港元。
这些具体事例证明，真正的爱国企业家会将商业利益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江大河，而非在潮汐涨落间寻找套利缝隙。当霍家第三代在南沙规划馆讲解湾区数字港蓝图时，他们书写的不仅是商业计划，更是一份跨越七十年的家国契约。金年会